八月初是最难熬的时候。
天气预报每天都挂着个雷暴预警,跟画饼充饥似的,但雨就是不下,让整座城市都浸在一只巨大的蒸笼里,连空气都是黏糊糊的。
房子里那台用了四五年的空调吼得比谁都凶,吐出来的冷气却跟个痨病鬼一样有气无力。
我和小姨的关系也像这悬而不落的雨,绷在一个高热的临界点上,就差最后一根稻草。
结果那根稻草是我自己递上去的。
我病了。
起初只是喉咙发干,脑子发沉,我以为是通宵打游戏,加上对着屏幕里那些此起彼伏的奶子撸多了的后遗症,没当回事。
直到半夜被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那股热气给活活烤醒,我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
体温计上的红线顽固地停在39.2℃,像一个落井下石的惊叹号。
恐慌瞬间就把我给淹了。在“疫情”这个词能让整栋楼都神经紧绷的时期,发烧就等于在脑门上盖了个“危险品”的戳儿。
我不敢告诉小姨。凌晨三点,我跟个做贼心虚的耗子似的溜下床,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,用冷水一遍遍地冲脸,妄图把那股热度压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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